有的扛着标杆不知该往哪儿站，有的拿着皮尺和笔记本记录，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不知这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折腾什么。
胡教员穿梭于各组之间，大声指导着：
“对，三脚架要踩实！水平，水平气泡要居中！标杆，标杆立直了！别晃！”
林怀安所在的小组，有马文冲、刘明伟，还有另外两位不太相熟的同学。
马文冲心思缜密，负责读数记录；刘明伟力气大，被安排去扶标杆；林怀安和另一位同学则协助调整仪器。
胡教员要求的测量方法是经典的“三角高程测量”：
在已知基线长度的两端（A、B两点），分别用经纬仪观测箭楼顶端（C点），测得两个垂直角，然后通过解算三角形，利用三角函数计算出楼高。
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问题百出。
首先是基线测量，用皮尺在并不完全平坦的地面上量取一段准确距离（胡教员指定了大约三十米），就因地面杂物、皮尺拉得不紧、读数偏差等因素，反复了几次才勉强得到胡教员认可。
接着是观测，那简易经纬仪的望远镜调焦不易，垂直度盘刻度粗糙，要精确瞄准箭楼那高高的檐角顶点，并读出角度，更是难上加难。
刘明伟扛着的标杆需要立在另一个观测点，他跑来跑去，累得满头大汗，标杆还总是不稳。
“怀安哥，这玩意儿比扛麻袋还累人！”
刘明伟苦着脸抱怨。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测绘之事，最需耐心细致。”
马文冲一边记录着林怀安报出的模糊角度读数，一边叹道。
他记录的纸上已经涂改了好几次。
林怀安眯着一只眼，费力地从望远镜狭窄的视野里寻找着那个小小的、随着手持微颤而晃动的箭楼顶尖，额上也渗出了细汗。
他按照胡教员教的方法，在A点测了一个仰角，记下；然后小组一行人带着仪器，呼哧呼哧地挪到三十米外的B点，重新架设、调平、瞄准，再测第二个仰角。
这期间，其他小组也大抵如此，现场一片忙乱，惊呼、抱怨、讨论声不绝于耳。
好容易两组角度数据（都带着不小的估计误差）拿到手，接下来是计算。
胡教员将各组成员召集到一旁相对安静的墙根下，让大家现场计算。
他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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