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固然是救国的良药，我们引进得太晚，学得不够。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劣论……
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差，文化亦有高下优劣之分，并非所有舶来的文化都是好的，很多文化，甚至是有毒、有害的！”
谌先生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然而，在那种‘凡是本土的皆糟粕，凡是西洋的皆精华’的极端心态下，这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东西，也被不加甄别、囫囵吞枣地奉为圭臬，全面引进，争相学习。”
“为什么？”
谌先生自问自答，语速加快，如同连珠炮般，“因为它们在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竞争中，往往以‘新潮’、‘进步’、‘革命’的面目出现，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旧有价值体系崩塌、新的主流价值尚未确立的混乱时期。
它们能迅速俘获急于寻找出路、特别是对旧秩序充满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心。
起初，它们或许能起到冲击腐朽、解放思想的作用，看似有益。
然一旦其击败或压倒了本土文化中那些真正有价值、能维系民族命脉的精华部分，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其毒性便会开始发作，遗毒社会，流弊深远！
比如，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奉为人生信条，会塑造出怎样冷酷自私的人格？
比如，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与文化，又会导致怎样的民族自卑与精神虚无？”
林怀安听到这里，心中剧震。
胡先生课上关于“天演论”流弊的剖析，在此与历史脉络惊人地衔接起来。
原来，思想的偏颇，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危害！
那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盲目崇拜西方一切的倾向，他平日也偶有感觉，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清晰地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潜在危险。
“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
谌先生话锋又是一转，语气复杂，“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其学习西方，不可谓不彻底。
政治制度、军事体制、法律体系、教育模式、工业技术……几乎全盘西化。
他们学得认真，学得扎实，甚至学得有些过头，连生活方式、服饰礼仪都极力模仿。
结果，短短数十年，便从一偏隅岛国，一跃而为东亚强国，乃至世界列强之一。
甲午一役，击败我堂堂中华；日俄战争，竟又战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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