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救国？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思想启蒙功不可没，然则国家积弱、外侮日亟之局，改观几何？”
一连串的反问，像重锤，敲打着每个人的心。
林怀安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苦。
是啊，从鸦片战争到今天，近百年了，一代又一代人呼喊、奋斗、流血、牺牲，为何国家仍深陷泥潭，民族仍苦难深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出路究竟在何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谌先生缓缓吟出屈原的诗句，声音里带着无尽的苍凉与一丝不屈，“这‘求索’之路，我们走了近百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今日之中国，较之鸦片战争时，自然有了变化，有了进步。
但根本的困境——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民族的复兴、民生的改善——依然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先生遗言，言犹在耳。”
他走回讲台，拿起粉笔，在“鸦片战争”四个大字下面，用力划了一道横线。
“历史课的意义何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希望诸君记住今日这堂课，不仅是记住那些条约、那些赔款、那些屈辱的数字，更是要思考这屈辱背后的根源，思考我们民族这近百年来艰难求索的历程，思考你们自己——作为这个古老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所肩负的责任与可能的方向。”
下课铃声在压抑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谌先生合上教案，微微颔首，拿起书本，走出了教室。
他没有留下任何作业，但所有人都觉得，这堂课留下的思考，比任何作业都要沉重。
学生们默默地收拾书包，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喧哗打闹。
林怀安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
谌先生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将他近来心中许多模糊的感知、零碎的思考，串联、剖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鲁迅笔下“吃人”的呐喊，唐绍仪先生关于“误差”与“真理”的探讨，卫天霖先生“艺术拯救心灵”的信念，秦先生“危行言孙”的告诫，乃至与周世铭关于辩论的争论……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而惨痛的背景板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也显得愈发复杂和艰难。
科学能救国吗？
传统道德能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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