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你不怕，我怕。”
林崇礼打断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林怀安，“怀安，你爹养你这么大。咱们林家，就你这么一个读书的苗子。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爹交代？
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林怀安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
他知道二叔说的是实话。
在二叔眼里，在爷爷眼里，甚至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林怀安的未来，是读书，是考学，是走一条“正途”。
做生意，是不得已而为之；搞学运，是玩火。
“回去收拾收拾吧。”
林崇礼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下午就回家去。
你爸爸想你，马上要开学了，在家里住几天，好好陪陪他们，然后回学校去。”
“那铺子里……”
“铺子里的事，你不用管了。”
林崇礼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这是你这几天的工钱，还有上次清仓的分红。
一共三块大洋，你收好。”
三块大洋，沉甸甸的。
林怀安拿起布包，握在手里，那冰凉坚硬的触感，让他想起北安河的冬天，想起冻得发紫的手指，想起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孩子。
“二叔，”
他抬起头，看着林崇礼，“如果……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了，咱们这铺子，还能开吗？”
林崇礼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窗外是海淀镇的街，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看起来和往常一样。
但他知道，不一样了。
从今天起，从看到那份报纸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能开一天，是一天。”
最后，他说，“开不下去了，就关门。
关不了门，就跑。跑不了，就认命。
咱们小老百姓，不就是这样吗？”
他说得很淡，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但林怀安听出了那平淡背后的沉重，那是一种认命，也是一种坚韧——一种在乱世里，小老百姓独有的、卑微而顽强的生存智慧。
下午，林怀安收拾好东西，准备回西城教育部街的家。
他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块怀表，和那个记满了北安河见闻的笔记本。
他把它们仔细地包好，放进藤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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