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觉得明亡清兴的教训已经证明，愚民固然苟全一时安稳，但让百姓一直不知道明白礼治秩序，就会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再出一个李自成或张献忠。
而孙嘉淦追求的是名。
孙嘉淦很清楚，编写普通字典与推广新的注音法，明显是在提高百姓识字率，增加士绅垄断文字与基层信息传播的难度，不利于自己士大夫充当皇帝与庶民之间的媒介。
他在这种不利于士权的事上，是必须要反对的。
不然，他积攒的盛名就会荡然无存。
他任人唯亲之举也会被进一步放大，使得他接下来更加不好任人唯亲，进而扩大自己的党羽势力。
所以，弘历才会觉得孙嘉淦可能有私心。
何况，他来自后世，而不是这个时代只以儒家教育为主的皇子。
因而，他素来会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这些士大夫，根据后世学过的思维，从立场去揣测，从人性去揣测。
但弘历没有当场伸张什么，只淡淡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会再考虑考虑的。”
不过，孙嘉淦这么一说，让弘历的确有些气馁。
因为，孙嘉淦这种在官僚士大夫中有号召力的清流名臣都不支持，那注音符号的推广就会成功不了。
毕竟，基层教育已变成以士绅把持的私学为主，雍正提倡的振兴社学也成效甚微。
这与振兴社学意味着要强制庶民家的孩子读书有关。
毕竟，庶民家的孩子没几个承担起社学的花销。
一旦强制，就会造成胥吏借机勒索敲诈百姓交钱免学。
所以，雍正也只是提倡不敢强制。
如此一来，即便地方官员响应雍正的号召，开办了社学，那去读社学的要么依旧是大户子弟，要么是骗取公帑的虚假工程。
前者自然已与私学没有区别，自然依旧可以用原来的方式教。
后者反而只造福了贪官污吏。
但弘历也没有完全气馁。
官僚士大夫们素来不是一条心。
孙嘉淦即便有号召力，可也不是所有士大夫都会听他的号召。
弘历依旧可以先找一批愿意这样做的文官，进行局部试点与推广。
只是，孙嘉淦所阐述的理由，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弘历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说会考虑。
“起身退下吧。”
弘历为此继续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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