咙发痒。
墙壁是灰败的水泥色，布满斑驳的水渍，像一张张扭曲的、哭泣的鬼脸。
几片深褐色的霉斑在墙角肆意蔓延，如同溃烂的伤口。
一张光秃秃的硬板床，上面连一张草席都没有，只有一层薄薄的、看不出本色的垫布。
一张三条腿都有些不稳、摇摇欲坠的破旧木桌，一把坐上去就吱呀呻吟、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椅。
最刺眼的是角落里那个白色的塑料便桶，盖子半开着，散发出浓烈而顽固的消毒药水气味，这气味霸道地钻进鼻孔，宣告着此处再无隐私和尊严可言。
唯一的光源来自头顶那盏惨白的日光灯，灯管两端发黑，发出持续不断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声。
窗户很高，小得可怜，焊着粗重的铁栏，只能看到外面一小方灰蒙蒙、了无生气的天空。
看守严格执行着“三不”原则：不交谈，不对视，不回应。
陈钰试图搭话，询问现在几点了，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
没有回应，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
他讨杯热水，喉咙里火烧火燎。
依旧沉默，只有日光灯的嗡嗡声在嘲笑他的徒劳。
他甚至试探性地抱怨了一句：“这房间……太冷了。”
声音在空荡的四壁间撞了一下，迅速消散，连回音都吝啬给予。
除了准点送来的三餐——一个冰冷的铝制饭盒，里面是简单的米饭、几根煮得发黄的青菜，偶尔有一两片薄得能透光的、带着可疑白色的肉片——再没有任何人与他交流。
送饭的窗口打开又关上，如同一个无情的投喂口。
他感觉自己被彻底地、绝对地隔绝了，像一件被封存在真空罐里的过期标本。
讯问人员也变了。
以前负责和他谈话的是老赵，一个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的人。
老赵总是先给他倒杯温热的、带着点廉价茶叶末的茶。
聊聊他过去在某个项目上的“突出贡献”。
说说组织上对他“一贯的关怀和期待”，语气温和，甚至带着点惋惜。
仿佛只是在帮他“回忆”一些可能“记错”了的小事。
那种谈话虽然压力也大，但总留有余地，透着某种“自己人”的暧昧暖意，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彼此心照不宣地不去捅破。
现在，就连老赵那点带着人情味的虚伪也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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