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过。”
卧槽，太逆天了。
很难想象新化社翻译《独立宣言》，尽管这确实有可能发生过。
余切当即说：“以后咱也认识认识你那帮美国朋友，聊聊文学。”
“成，他们就爱这些，但我跟你讲，他们爱红宝书胜过了一切中国文学。”
于是，余切把《美国精神病人》的剧情梗概，写在自己的备忘录里边儿，将来找着机会就写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发出去。
这个露西是燕大留学生，对华有好感，又是出版商高管的女儿，简直再合适不过。
西语系的同志们，确实是有大用啊。
他心里记下了这件事儿，剩下的时间又继续写《大撒把》，不久，复习起英语、高数这些功课。
元旦节是中国最早引进的洋节，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也过元旦节，燕大这边组织了各种文艺活动，可惜学生们基本没空享受。
《十月》刊邀请余切去参加京城作家的活动，余切都拒绝了，以至于其他作家问起原因来很惊讶：
“啊？余切老师竟然还是个大学生呢。”
元旦过后几天，余切收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样刊，打开一看，他的《拉美现实主义》就在上边儿，一字不落。
另一边，骆一禾攥着新一期《人民文学》，急匆匆的找余切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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