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德丽娜靠什么活下来？靠变卖嫁妆，靠我的兄弟利奥波德时不时的接济，靠节衣缩食。有一个冬天，我甚至把大部分仆役都遣散了，只留下了保姆、厨娘和看门人陪着我们。到了晚上，有时候甚至连生火、烧水、洗尿布这种事都得让约翰和莱岑去做……”
亚瑟静静地听着，脸上一贯的温和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仿佛他正在耐心聆听一位地位尊贵的女士讲述感人至深的坎坷经历，而不是一个德意志寡妇在回溯自己曾经的狼狈与屈辱。
他的眼神看似安定，时而带着些讶异，时而又透着些怜悯。
但他的心里？
抱歉，猪窝里长大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恐怕很难理解有保姆、厨娘和看门人的日子究竟苦在哪里。
变卖嫁妆？
被晾在圣詹姆士宫里几个钟头？
靠兄弟利奥波德的汇款过冬？
这些对于一个出身济贫院、不知父母姓名、童年靠分粥和捡煤渣维生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而言，实在称不上什么苦。
他记得四岁那年冬天，穿的是前一年镇上送来的捐衣，领口缺了一边，袖口是被人用麻绳粗糙缝起的。
夜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张用稻草垫的床板上，挤在一起避着寒气，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睡觉前还能喝上一碗剩菜叶熬的稀汤，如此一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肚子就不会空得像外面的北风那样呼呼作响了。
那年冬天，济贫院死了七个孩子。
更可恨的是，第二天分给每个孩子的稀粥依旧没有加量。
不过不打紧，因为来年春天，济贫院又来了八个。
最糟糕的是，自那以后济贫院的伙食变得更差了。
如果换作五年前，亚瑟或许还会对肯特公爵夫人的苦水愤怒一下，但他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他不愤怒，不羡慕，更不怜悯，只是觉得荒谬。
他当然明白她是真情流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难得的真诚。
因为这世上有一种苦，是人一出生便被扔进去的——不求出头，不求功名利禄，只求衣食暖足，只求活着。
还有一种苦，则是跌落了几寸尊严，便痛得像是下了地狱似的。
肯特公爵夫人的苦，显然是后者。
但她也的确是痛的。
他看得出，从“为国育儿的英雄母亲”跌落为“被女儿抛弃的无助寡妇”，这让她真的觉得自己失去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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