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法国政府公开的监视下，来往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波拿巴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家族的新帝国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
那位曾经在苏格兰场任职过的小警务秘书路易·波拿巴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所有反对派。12月2日，警察正式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
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路易·波拿巴对警察机构的娴熟使用和奇特尊崇，也包括了法兰西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路易·波拿巴治下的巴黎暗探与他的老部门英国警察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英国，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来自舰队街的眼睛、社会舆论、警务委员会和议会的约束时刻左右着它的行动。因此，苏格兰场常常显得势单力薄，只能靠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劲头，在方寸之间做腾挪。
然而，在法国却恰恰相反，警察组织在法国是最富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
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
于是，她把鸡炖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另一个是提莫莱昂，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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