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年底，对于京城许多普通百姓而言，空气里同样飘着股让人心里发慌的“紧”劲儿。
尽管共和国不像日本，并没有什么经济泡沫被刺破，但不少靠铁饭碗吃饭的人依然活得并不塌实。
他们肩膀上所承担的生活压力，其实并不见得比活在东京的日本民众轻松。
不为别的，就因为市场经济的风接连吹了好几年，越来越多国营单位因为受不了这股风，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
纺织厂的布堆在仓库里落灰，机器转得越来越慢。
五金厂的扳手锤子，灯泡厂的灯泡，暖瓶厂的暖瓶，毛巾厂的毛巾……统统没人要，这些厂子的工人们开始轮岗在家歇着。
就连原先门庭若市的国营饭馆，也变得冷冷清清。
原因只有一个——菜味儿一成不变，服务员脸比锅底还沉，顾客早被胡同口个体户的小馆子抢光了。
更让京城人心里发慌的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了城，给京城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抢占了越来越多的赚钱机会。
胡同口的早点铺，原先就只有国营的，后来自打有了卖油条的私人小贩，卖馄饨的、卖包子的，卖煎饼的就都出现了。
现在早上那叫一个热闹，隔三步就有个私人的早点摊点，吆喝声比谁都亮。
还有许多胡同口那些补鞋、磨刀的，清一色也换成了外乡口音，价格压得极低。
这还不算，医院、学校的勤杂工，工厂的搬运工，甚至居民楼的看门人，都换成了肯吃苦、工钱少的外乡人。
京城市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渐渐丧失了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和营生。
结果就弄成现在这样，京城人做点小买卖竞争不过人家外地的，上班的要么减薪要么待岗。
说一千道一万，京城人攥着钱过日子，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滋味，比数九寒天的冷风还刺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万事无绝对，就在这人人都盼着“开年手里能多少活泛点儿”的时候，宁卫民从日本寄来的订单，像一把火，烧暖了和他有关联的许多人的心。
这排在第一位的关照对象，就是他户口所在地，也是他这辈子最早起家的地方。
1990年，月份牌上的后一天，周一。
这一天一大早，煤市街街道办李主任办公室的大门就被风风火火而来的边大妈给“咚咚咚”的敲开了。
饶是煤炉烧得正旺，炉子上的开水壶噗噗的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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