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那么复杂，他可能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
扎西愣住了：“那威胁信呢？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吗’？”
杨平摇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
扎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杨平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上。他说道：“扎西，你知道吗，在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扎西：“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谋杀和意外。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忽略否定它的证据。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破案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扎西点头，他明白杨平的意思，不要预设立场，要让证据说话。
杨平站起来，把文件夹还给孙老师：“这些资料我们需要复印一份，可以吗？”
孙老师点头：“可以，我去帮你们复印。”
复印完资料，杨平和扎西走出档案馆，扎西跟在杨教授身后，心里沉甸甸的。
回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七点了，扎西回到宿舍，把今天复印的资料摊在床上，一份一份地看。他看得非常仔细，每一个数字、每一句话都不放过。他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关于A-8的，关于周教授的，关于那个三十年前的项目的。
他看到了那份内部报告的最后一页，是项目组的成员名单。名单上有六个人，周怀瑾是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个人，一个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刘；另一个也是南都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姓方，已经退休多年了。排在周怀瑾后面的三个人，都是项目组的普通成员。
扎西盯着这份名单看了很久。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威胁信上说的“三十年前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别的什么事？
其实现在的于警官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只是扎西思考问题的重点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
他拿起手机，给杨平发了一条消息：“杨教授，项目组成员名单里，排在周教授前面的两个人，还活着吗？”
过了几分钟，杨平回了一条：“查过了，刘研究员2010年去世了。方教授还活着，住在南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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