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那么复杂,他可能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
扎西愣住了:“那威胁信呢?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吗’?”
杨平摇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
扎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杨平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上。他说道:“扎西,你知道吗,在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扎西:“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谋杀和意外。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忽略否定它的证据。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破案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扎西点头,他明白杨平的意思,不要预设立场,要让证据说话。
杨平站起来,把文件夹还给孙老师:“这些资料我们需要复印一份,可以吗?”
孙老师点头:“可以,我去帮你们复印。”
复印完资料,杨平和扎西走出档案馆,扎西跟在杨教授身后,心里沉甸甸的。
回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七点了,扎西回到宿舍,把今天复印的资料摊在床上,一份一份地看。他看得非常仔细,每一个数字、每一句话都不放过。他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关于A-8的,关于周教授的,关于那个三十年前的项目的。
他看到了那份内部报告的最后一页,是项目组的成员名单。名单上有六个人,周怀瑾是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个人,一个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刘;另一个也是南都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姓方,已经退休多年了。排在周怀瑾后面的三个人,都是项目组的普通成员。
扎西盯着这份名单看了很久。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威胁信上说的“三十年前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别的什么事?
其实现在的于警官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只是扎西思考问题的重点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
他拿起手机,给杨平发了一条消息:“杨教授,项目组成员名单里,排在周教授前面的两个人,还活着吗?”
过了几分钟,杨平回了一条:“查过了,刘研究员2010年去世了。方教授还活着,住在南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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