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家，这不仅体现在双方的声望之上，更体现在彼此的信众数量之上。身有佛门度牒、经由朝廷确认的僧人数量远远超过道家，若是按照租用调制予以增加税收，佛门需要缴纳的税赋规模将会是道家的几十上百倍，佛门必然不肯。”
佛门的策略是“有教无类”，通过大肆接收人员尽可能更快的增加规模提升影响，对于僧人几乎没有任何甄别筛选，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来者不拒。
道家走的是“精英路线”，策略南辕北辙，道家的山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无论在山野之间亦或是都市城池，几乎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才会加入，这就导致道家虽然具有更高层次的话语权，但是在单纯的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大唐当下施行的租用调制是一种混合型税收制度，其中“租”是收取土地的租税，“庸”和“调”实质意义上都是按照人头来收取税赋、摊派徭役的，如此一来，佛门就会大大吃亏。
向佛道两派加税的原则是双方所承受之损失大致相当，故而都不愿因为自己的拒绝、抵抗导致对方得到朝廷的优待，可若是其中一方对比另外一方损失更大、加税规模不成比例，岂能同意？
必然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房俊对此胸有成竹：“有古至今，税制都是一直在变化的，从来都没一项完美的制度，只能是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权衡出一个更为合适的制度。租庸调在帝国初期是非常合适的税收制度，但是现在随着土地的逐步兼并、商业的迅猛发展、人口的爆发增长，可以想见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必然出现种种弊端。”
马周颔首赞同：“别的且不说，单只是‘租’这一项已经显现出弊端了，以京兆府为例，‘均田制’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那些户籍人口大多数已经没有了记录在册的土地，这一部分自然成为那些人的巨大负担，土地被兼并，无所产出，拿什么缴税？这还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偏远的地区譬如江南甚至岭南，只怕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兼并可以遏制，却不可消除，区别只在于速度快慢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民无恒田、居无恒产，无以计数的百姓流离失所，然后没了活路的百姓揭竿而起、天下烽烟处处，或是两百年，或是三百年，这就是王朝的寿数。
房俊道：“既然如此，吾等高居庙堂之上自然不能尸位素餐，总要尝试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行。”
刘洎问道：“计将安出？”
“何不尝试将税收之基础由人头转变至土地？人或存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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