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和骚乱。”
刻律德拉想起旅馆老板提到的“米骚动”。她请堺利彦详细解释。
“1918年7月，”堺利彦说，“因为米价暴涨，从富山县的渔村妇女抗议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城市贫民、工人、农民参与，规模巨大。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死了不少人。骚乱背后是深层的矛盾：工业发展了，但工人待遇恶劣；农村凋敝；财阀垄断资源。”
他顿了顿：“骚乱虽然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战后经济面临挑战，民众不满在积累。”
刻律德拉思考着。这与欧洲的情况相似：战争带来经济增长，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士兵和平民付出牺牲，却得不到回报。
“日本有改变的可能吗？”她问。
堺利彦看向窗外，校园里学生们在散步：“有各种思潮。有些人主张继续扩张，建立强大的帝国；有些人主张改革，改善民众生活；也有少数人……谈论社会主义，谈论革命。”
他的声音压低：“去年，我参与了一个小组，讨论马克思主义。很隐秘，因为政府严厉压制左翼思想。但年轻人感兴趣，特别是经历过战争、看到社会不平等的年轻人。”
刻律德拉感觉找到了共鸣。在日本，也有类似北京学生们的那种思考，那种对现有秩序的质疑。
“我可以参加这样的讨论吗？”她问。
堺利彦犹豫：“作为外国人，您相对安全。但请谨慎，如果被发现与左翼接触，可能会被监视甚至驱逐。”
刻律德拉答应了。她知道风险，但也知道价值——她想看到日本社会的全貌，不仅是表面的繁荣，还有深层的矛盾。
一周后，堺利彦邀请刻律德拉参加一个小型聚会。地点在东京郊外的一家茶舍，参与者有七八人：两名大学教授，三名记者，两名学生。
讨论围绕“日本战后道路”展开。一个年轻学生，名叫宫本，刚从军队退伍，说话直率：“我在中国战场服役过。我们宣传‘亚洲解放’，但实际是占领和剥削。士兵们私下讨论：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为了财阀的利益？为了帝国的虚荣？”
另一个教授反驳：“日本需要强大，否则会被西方殖民。中国混乱落后，日本接管山东是秩序的需要。”
争论持续。刻律德拉注意到，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深刻分歧——有些人认同扩张主义，有些人批判它，但所有人都意识到日本处于关键转折点。
聚会结束时，宫本私下对刻律德拉说：“我在前线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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