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三组组长发言,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我看了一眼,是王宇明发过来了的,我用文件挡着,看到他发的内容,只有几个字,“是教育局。”
教育局?我心里想,我早上给王宇明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想让他帮我留意,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的工作笔记到底被谁捡到了。
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发过来教育局几个字,那就说明,我的工作笔记,很有可能让教育局的人捡到了,可是我想想,好像也不应该哦,司法局在六楼,教育局在四楼,难道教育局的上楼人去司法局的时候,才捡到了我的笔记本?
我不禁回想起前天我们去考核教育局的情景。
那天,我们按照工作流程对教育进行考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基础材料中,存在普法宣传的相关的文件缺失的问题,为此,我找了教育局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局长咨询,副局长说,“负责这一部分材料的人,是教育局一位临近退休的老同志,因为那一段时间住院了,所以这一块工作没有衔接好,他们也是在考核组来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我回复说,“按照考核规定,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后补文件的,只能按照考核细则操作了。”
教育局的那位副局长听我说完,也没有说什么,但很快,那位负责材料的老同志就找到了我们,说他当时突发心脏病住院很危险,他们教育局一直都是优秀考核档次,他不想临近退休了,让自己的单位档次下降了等等,当时教育局的那位老同志情绪还很激动 最后让他们单位的领导给劝走的。
我记得我过后还在笔记本的空白处,特意标记了教育局的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在写总结材料的时候,要加进来这一部分问题。
三组组长的发言结束了,杨组长说,“同志们,由于今天我们召开的是第一阶段考核工作小组的反馈会议,法制建设工作的占比分值比较高,为了人大家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考核工作要求,下面就有请二组组长,吴玫同志代替我进行这一阶段的总结发言,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存在疑问和不理解,也欢迎大家在发言后进行提问,我们一定悉心为大家答疑解惑。”
我又一次走上台,这次我没有脱稿,而是手里拿着我昨天加班整理的总结材料,我按照材料上内容进行了表述,只是对于建议的部分,我进行了简化,对部分单位存在突出问题的反馈结果,我一带而过,让人一听,就是我现在是在代替组长去做报告,而不是在我个人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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