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带钻了一整夜的隧道，耳朵里全是轰隆轰隆的回声，气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耳膜胀得生疼。陈建军没怎么睡，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座位上坐着，过道里站着，厕所门口蹲着，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空气浑浊得像被人反复嚼过的口香糖，烟味、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搅在一起，熏得人脑袋发昏。
他抱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母亲连夜烙的十张饼、一张皱巴巴的岳阳到广州的火车票——票价十七块八，硬座普快。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上面“洞庭氮肥厂”几个字还依稀可辨。他把袋子抱得很紧，像抱着什么值钱的宝贝。
其实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母亲临行前塞给他的八十块钱。十块一张的，崭新的，在枕头底下压了一整夜，叠得整整齐齐，用一块蓝布包着，塞在蛇皮袋最深处。母亲说，到了那边先别乱花，找到阿强再说。
火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到了广州站。九十年代的广州，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期，广州火车站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成了无数外来务工者、创业者、寻亲者的第一站，也成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既有梦想的起点，也有意外的陷阱，空气中除了湿热的咸腥，还飘着一股浮躁、混乱又充满生机的气息。
陈建军跟着人流从车厢里涌出来，脚踩上月台的一瞬间，腿有些发软——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腿肿了，脚胀得鞋都紧了一圈。他站在月台上愣了几秒钟，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天是灰白色的，比湖南的天更闷，空气里有一种他从未闻过的味道，咸腥、湿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发酵，混着远处飘来的柴油味、海鲜干货的腥气，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烟火气，那是南方大城市独有的味道，陌生又压抑。
广州火车站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建筑都大。灰扑扑的水泥外墙爬着些许污渍，候车楼的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看不清里面的模样，出站口像一张巨大的嘴，把人流吐出来，吐到站前广场上。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清一色的外来务工者模样，扛着蛇皮袋的、拎着编织袋的、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的，还有人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婴儿，人潮涌动，摩肩接踵，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各位旅客请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谨防扒窃”的广播，普通话说完说粤语，粤语说完说英语，三种语言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鸣。广场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招工的、租房的、办证的，还有用红油漆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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