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进入第二个月，古民决定对自己进行一次彻底的人生审计。
他打开“幸福账户”App，点开了过去三十天的数据汇总。屏幕上呈现出三张雷达图——时间分配、情绪波动、社交质量。他盯着那些图形，沉默了很久。
时间分配的雷达图上，工作维度几乎占据了整个图形的三分之二，休闲和运动维度萎缩成两个小小的尖角，社交维度介于两者之间。整体形状像一个被压扁的不规则多边形，离“圆润”相去甚远。
他仔细查看了每日的时间记录。过去三十天，他平均每天工作九点七小时，睡眠七点二小时，通勤一点三小时，用餐一点五小时，休闲一点八小时，运动零点三小时，社交零点七小时。他算了算，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休闲加运动加社交——总共不到三小时。而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碎片化的手机使用切割得支离破碎。
他继续查看情绪波动的数据。过去三十天，他每天在早中晚三个时段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从一到十分打分。数据显示，他的情绪波动呈现出一种规律的曲线——早晨刚起床时通常在六到七分之间，上午工作时逐渐下降到五到六分，午后略有回升，傍晚时分降到全天最低的四到五分，晚上回家后又回升到六到七分。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情绪的最低点，几乎总是出现在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那正是他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回家的时段。他回想了一下，那个时段他通常感到疲惫、烦躁、什么都不想做。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这个规律，但数据把它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社交质量的数据，是最让他感到不安的部分。过去三十天，他记录的深度社交次数——定义为“与某人进行超过三十分钟的有意义对话”——总共只有五次。其中四次是和沈砚君，一次是和公司的一位核心员工。与父母的联系，平均每周一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与朋友的互动，几乎为零。
他在备注栏里看到自己某天写的一句话：“今天在电梯里遇到了楼下的邻居，他跟我打招呼，我竟然想不起他姓什么。我们住同一栋楼已经三年了。”
他关上App，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数据不会撒谎。它们清晰地描绘出一个中年男人的生活图景——被工作填满，被疲惫包围，被社交孤立。这个人，就是他。
他想起自己在巴黎世界教育论坛上的演讲。他站在台上，侃侃而谈“财务清醒”的重要性。但此刻，他觉得自己最需要的，不是财务清醒，而是生活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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