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他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这三个月的跌宕起伏，千言万语堵在胸口。
“古老师，”他声音有些沙哑，“报表…出来了。”
电话那头，古民的声音平静：“怎么样？”
“正了。”刘大成说，两个字，重若千钧。“这个月，现金流…正了两万一千多。”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古民说：“恭喜。第一步，走出来了。”
“我想请您…来厂里看看。”刘大成说，语气近乎恳切，“不是我客气。是…是有些东西，电话里说不清。还有…有些话，得当面说。”
两天后，古民再次踏进大成注塑的厂区。环境依旧简陋，甚至比三个月前更显“萧条”——一些非必要的设备被变卖，办公室更加空荡，标语有些褪色。但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空气中弥漫：机器运转的节奏稳定而专注，没有了过去那种赶工的慌乱；仓库里原材料和成品区井然有序，不再堆积如山；工人们的神情专注而平静，少了之前的焦虑。
在刘大成的办公室，古民仔细看了那份“生命体征监测表”，又听了刘大成对过去三个月关键决策节点、具体谈判细节和心理挣扎的详细复盘。刘大成讲得很细，没有隐瞒任何一个痛苦的抉择，也没有夸大任何一次成功的谈判。
“最难的不是跟别人谈，”刘大成最后说，目光落在报表上，“是跟自己较劲。看着订单飞走，看着销售额掉下来，心里那个慌啊…无数次想，算了，接了吧，先把眼前的钱赚了再说。每次都是看着这个表，”他指了指墙上贴着的、每月更新的关键指标趋势图，“看着回款天数一天天降下来，看着现金缺口一点点变小，才咬着牙挺住。古老师，您那套‘现金流思维’，我现在是真懂了。不是懂了道理，是…是拿命试出来的。”
他站起身，走到古民面前，没有预兆地，对着古民，深深地、标准地鞠了一躬，腰弯成了九十度，久久没有直起。
古民微微一怔，没有立即去扶。他明白，这一躬，不只是对他个人的感谢。
刘大成直起身时，这个在商海沉浮十几年、经历了破产边缘挣扎的中年男人，眼圈已经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被他强行忍住，只是声音哽咽得厉害：“古老师，这一躬，是替我，替我这个厂子，替我家里老婆孩子，还有跟着我熬的这些兄弟…鞠的。没有您当时点醒我，没有您给画的那张图，指的那条路…我现在…我现在可能已经…什么都没了。”
他抬手抹了把脸，深深吸了口气，试图让声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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