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洁协议不挑战平台抽成，但在订单获取后的履约环节进行互助。这是一种“寄生式创新”或“适应性优化”，阻力较小。
四、新范式的价值与局限
价值：
1. 个体层面：提升收入稳定性与效率，增强抗风险能力，获得有限的社会支持与职业安全感，降低焦虑。
2. 群体层面：形成微型的、基于专业的社会资本网络，提升了小群体在外部市场波动中的韧性，创造了微弱的集体议价潜能（例如，小组内部转让优质订单）。
3. 认知层面：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到，在既定结构下，通过有规则的协作可以改善处境。这是一种宝贵的“赋能”体验，可能激发更多的自组织创新。
局限与挑战：
1. 规模不经济：当前模式高度依赖小团体信任和简单规则。规模扩大后，协调复杂度呈指数上升，匿名性增加会削弱信任，简单规则可能无法覆盖复杂情况，需要更复杂的治理结构，而这可能超出业余、志愿模式的承载力。
2. 可持续性与公共成本：目前依赖古民这样的“志愿者”进行初始设计、引导和维护。长期看，需要内生出可持续的协调机制（如轮值、微激励），否则可能因协调人退出而停滞。
3. 平台反应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类协作规模扩大，显著影响平台的整体效率（如降低订单取消率、提升满意度但可能削弱平台对骑手的控制力）或抽成基数，平台可能调整规则进行限制或收编。
4. 内部公平性与权力失衡：在协作中，技能更强、资源更多、人缘更好的成员可能获得更多好处，而相对弱势者可能获益较少，甚至产生依赖。需要设计规则防止内部剥削和权力固化。
5. 法律与责任的灰色地带：例如，保洁阿姨之间顶班，若发生安全事故或客户财产损失，责任如何界定？当前基于口头协议和内部协商，存在法律风险。规模化后，此问题将更突出。
五、从实验到模式：可迁移的协作设计原则
尽管有局限，这两个实验揭示了在资源约束的“寒门”场景下，设计有效协作机制的可迁移原则：
1. 从痛点而非理论出发：识别具体、微小、高频的痛点（等餐时间浪费、急事无法顶班）。
2. 设计最小干预规则：用最简单的信息格式、最清晰的交换规则、最低成本的工具（微信群、共享表）启动。
3. 创造并分配增量价值：确保协作能创造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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