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我们自家手头就一点活钱都没了，万一有个急用…小浩结婚的事你们也知道，处处要钱。我们想着…能不能缓一缓，等这个理财到期了，我们连本带利一起拿出来，再补进去？或者…咱们那个基金，不是有十二万的目标吗？现在还差一万五，要不…我们先出一万？剩下的一万，等理财到期了再补？这样我们损失也小点，手头也松快点。”她说完，期待地看着众人。
又是一个经过算计的提议。与二叔简单粗暴的“忘带卡”不同，姑姑家的借口更具“技术性”和“合理性”——理财产品提前赎回有真实损失，家庭也有现实支出压力。她提出的方案（先出一万，后期补一万）看似折中，实则同样是打折扣和拖延。而且，她将自家“心疼损失”和“手头紧”的困难，与基金总额“还差一万五”挂钩，暗示她家的出资可以灵活调整，试图在总额上做文章。
古民父亲脸色不太好看。二叔家刚磨蹭完，姑姑家又来这一出。协议明明签的是两万，现在又变卦。“你们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怎么不说钱在理财里？现在又来这套。”
“当时…当时不是着急嘛，没细想。而且以为能随时赎回来，谁知道还有违约金。”姑父辩解道，底气有些不足。
大伯在一旁，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和大妈对视一眼，眼中是更深沉的绝望。亲戚们的每一次推脱和打折，都像一把小刀，在他们心口又划一下。
古民没有立刻反驳或指责。他在脑中快速计算。姑姑家的两万，如果现在赎回，损失一千，实得一万九。他们提议先出一万，相当于只承担了五千块的“实际出资”（因为如果等理财到期，他们可以拿出两万+利息，但现在只出一万，相当于少出了一万，但损失了一千的违约金机会成本，粗略估算）。而基金目前总额八万五，加上这一万，是九万五，距离十万元底线还差五千。这五千的缺口，要么大伯家再想办法（几乎不可能），要么自己家或二叔家追加（可能性低，且会引发新的不平衡），要么…接受这个九万五的总额，但意味着最初设定的支持力度要打折。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原则。如果允许姑姑家打折和延期，那么之前已经足额出资的自家和二叔家（虽然二叔也拖延了）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不会也找理由要求调整？整个协议的基础——按约定比例出资、共同承担责任——就会被动摇。今天可以因为理财损失一千少出一万，明天会不会因为孩子结婚用钱要求暂缓还款？后天会不会因为其他投资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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