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冷静地指示，“报警是对的，立案回执一定要收好。把所有转账记录、和陈昊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他给的任何资料、照片，公司的地址信息，全部整理好，备份。有没有签过什么文件？哪怕是收据？”
“好像…好像就一个电子回单，还有陈昊发的一个什么‘投资确认’的截图，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母亲回忆着，声音更绝望了。
“把所有电子记录都保存好。我马上请假回去。让婷姐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陈昊的信息，姓名、电话、车牌、身份证号（如果有）、照片、他提过的任何熟人、朋友、项目名字，不管真假，全都写下来。还有，他有没有向婷姐提过其他亲戚朋友也投了钱？”
“这…这不清楚，我得问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安排一下工作，最晚明天下午到家。在这之前，保存证据，安抚情绪，等警察消息，别自己乱找门路，小心二次被骗。”古民交代完，挂断电话，迅速向直属上级赵伟请了事假，简单说明家中急事。赵伟准假，嘱咐有事需要帮忙就说。
回程的高铁上，古民闭目整理思绪。二十八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是沉重的打击。尤其大伯家，那八万是养老钱。堂姐的二十万是她工作多年的积蓄。情感上的背叛和欺骗，叠加巨额经济损失，足以压垮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陈昊的骗局并不高明，利用的无非是人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对快速致富的渴望，以及信息不对称下的认知落差。堂姐的轻信、对“完美男友”光环的盲目崇拜、对“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的贪婪，共同导致了这场灾难。
愤怒吗？有。但更多的是冰冷的分析和对后续处理的思考。追回损失的概率极低。这种骗局，身份可能是假的，公司是空壳，钱款早已转移，甚至人可能已出境。报警是必要程序，但破案追赃需要时间，也可能遥遥无期。眼下更紧迫的，是处理家庭危机，防止事态恶化（如大妈重病、堂姐想不开、家庭内部激烈冲突导致关系破裂），以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考虑如何弥补损失。
到家已是深夜。父母都没睡，脸色凝重。父亲闷头抽烟，母亲眼睛红肿。大伯家打来电话，说大妈吃了降压药睡下了，但睡不安稳。堂姐古婷被接回了大伯家，一直不说话，不吃饭。大伯在电话里声音嘶哑，反复念叨“完了，全完了”，夹杂着对女儿“没脑子”、“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的斥责，以及对自己的懊悔“就不该信她，不该把钱给她”。
古民让父母先去休息，自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类似骗局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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