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的源头难以精确追溯，但李姨无疑是关键节点。她在与其他工友（不限于核心姐妹团）的日常抱怨和闲聊中，将古民的分析进行了简化、扭曲和情绪化重构：
• 信息简化与扭曲：“民子给我算了，做美甲要先交三四千学费，买工具还得一两千，干一个月才赚一千多块，划不来。” 忽略了“体验试听”、“客源积累后收入可提升”等条件，将场景C（最差情况）当作了普遍预期。
• 动机揣测与归因：当有工友问“那怎么办”时，李姨可能以一种混合着自嘲和不满的语气说：“人家大学生，算账算得精，觉得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风险大，本钱高，意思就是让我们别瞎折腾了呗。” 或者“可能觉得我们只配去扫大街（指保洁）吧。” 这无意中将古民理性分析中的风险提示，曲解为对其个人能力和选择的“贬低”与“否定”。
• 传播与发酵：这些经过加工的话，在工友间的茶余饭后、微信群里传播。传播过程中，具体数字和前提被进一步模糊，只剩下“古家那儿子说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也不行”、“嫌我们没本钱、没技术”、“觉得我们只配干最累最便宜的活”等情绪化标签。传播者未必有恶意，更多是在发泄自身焦虑，并寻求共鸣。一种“为我们好是假，瞧不起人是真”的潜台词，在特定氛围中获得了生命力。
第三阶段：流言反馈与对家庭的影响。
流言首先通过其他与母亲关系较近、但未直接参与此事的工友，以“提醒”或“打听”的方式，委婉地传递回来。
“阿梅啊，你家民子是不是太……那个了？我听人说，他给王姐她们出主意，说得可吓人了，又是赔钱又是抓的，把大家都吓住了。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也不能光泼冷水啊。” 一位相熟的阿姨在电话里对母亲说。
母亲起初试图解释：“他不是泼冷水，是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先说出来，让大家心里有数……”
“有数是有数了，可也更怕了呀！”对方叹气，“咱们这些人，本来就怕，经他这么一算，更不敢动了。听说他还让李姐去学什么美甲，先交好几千，李姐为这个在家里怄气呢。孩子是好心，但方法可能……太直了。”
更直接的冲击来自李姨本人。几天后，她再次联系母亲，语气已从抱怨转为隐隐的指责：“阿梅，我跟你说，我算想明白了。民子那套，是你们读书人玩的。我们这些人，没文化，没本钱，冒不起险。他那账算得再清，对我们没用！风险谁不知道？要是有钱有路子，谁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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