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曼太太端来的热汤和黑面包。汉斯讲他在巴黎的日子，讲那些法国人，讲塞纳河边的黄昏，讲占领军的生活有多无聊、多空虚、多让人迷茫。
“你知道吗，”他说，“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当年到底在打什么？”
卡尔抬起头，看着他。
“打法国人，打拿破仑，打侵略者。”
“然后呢？”汉斯问，“拿破仑倒了，法国人撤了，我们赢了。然后呢？现在过的日子，和打仗前有什么不一样？”
卡尔没有回答。
弗里德里希也没有回答。
汉斯继续说：“我在巴黎认识一个法国老兵，参加过博罗金诺，从俄国走回来的。他说，他打仗的时候以为自己在保卫祖国。后来拿破仑倒了，波旁王朝回来了，他那些年流的血，全白流了。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信了。”
他顿了顿，看着两个朋友。
“你们呢？你们信什么？”
卡尔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从前信那些学生，信瓦特堡，信那些烧书的人。现在呢？格奥尔格被抓了，那些学生团体被解散了，烧书的人被当成恐怖分子。我不知道还能信什么。”
弗里德里希想了想。
“我还信一件事。”
“什么？”
“那些琐碎的事。那些不起眼的工作。那些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结果的事。”
他把韦伯的事讲了，讲那个巴伐利亚的商人，讲关税同盟带来的变化，讲那些虽然慢但确实在往前走的进步。
“费希特说过，真正的变革不是靠烧书完成的，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做那些枯燥的、琐碎的、不起眼的工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从前不太懂。现在有点懂了。”
汉斯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
“你变了。”
“变了？”
“比在柯尼斯堡的时候，更……”汉斯想了想，“更像你父亲。”
弗里德里希愣了一下。
他想起父亲。想起那个拄着拐杖站在门廊前的老人，想起他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想起他信里写的“想明白了，就去做”。
“也许吧，”他说，“也许这就是长大。”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卡尔举起杯子。
“为了那些琐碎的事。”
汉斯也举起杯子。
“为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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