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
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工人忽然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
“我。我认识印刷厂的人,敢印这种东西。”
又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我。我可以去撒传单。”
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我。我家里藏着油印机,去年偷偷做的。”
一个接一个,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弗里德里希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站起来的人——有教授,有工人,有妇女,有年轻人。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的阶层。但此刻,他们站在一起。
费希特看着他。
“你呢?”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
“我可以写,”他说,“写那种能让更多人看懂的东西。”
费希特点了点头。
“那就开始吧。”
六
接下来的日子,弗里德里希几乎没睡过觉。
白天,他去大学听课,去图书馆看书,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晚上,他躲在费希特的地下室里,和那些人一起写传单、印传单、商量怎么把传单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传单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号召青年人参军,有的号召妇女捐钱,有的号召农民支援前线。但最多的,还是那一篇费希特亲手写的《告吾民书》:
“普鲁士的人民!德意志的人民!时候到了!法国人在俄国冻死了三十万,他们的皇帝逃回了巴黎,他们的军队溃不成军。现在不站起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问:我们能赢吗?我告诉你们:能。不是因为我们的枪比他们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兵比他们多。是因为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家人而战,为自己的民族而战。
法国人打仗是为了拿破仑,我们打仗是为了我们自己。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必胜的理由。”
弗里德里希每次读这些话,手都会发抖。
他想起父亲在耶拿失去的那条腿。想起母亲藏在鸡蛋里的那些银币。想起让在庄园里唱的歌,皮埃尔送的那枚勋章。想起汉斯说的“我会回来的”。想起洪堡问他的那些问题,费希特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
也许,他们等的那个“那一天”,真的来了。
七
二月的一个深夜,弗里德里希正在地下室里赶写一篇传单,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人站在门口,身上落满了雪,脸冻得发青,眼眶深陷,颧骨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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