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真的明察秋毫，将他们从积欠的泥潭和豪强的盘剥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开始悄悄收集证据，准备向朝廷派下的御史告发当地勾结胥吏、转嫁赋税、欺压良善的土豪劣绅。
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量田产、功名在身、平日里与官府往来密切、甚至本身就是官绅一体、通过各种手段隐匿田亩、逃税抗税的豪强大户来说，这诏书不啻于一道催命符。他们惊怒交加，迅速串联，或重金贿赂地方官吏，试图在朝廷钦差到来之前“打点”清楚，伪造账册，转移田产；或利用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散布流言，说朝廷此举是“与民争利”、“言而无信”（因往年也有过蠲免诏书，但执行不力），甚至暗中威胁那些可能去告发的贫户；更有甚者，开始联络朝中的同乡、同窗、座师，准备上奏章反对，或是在具体执行中设置障碍。
地方州县官员，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不少人与当地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就参与分润利益，自然不愿新政真的推行，触动自己的“钱袋子”；另一方面，这是皇帝和内阁亲自推动的新政，派下的是有“尚方宝剑”的御史，若阳奉阴违，被查出来，乌纱帽甚至脑袋都可能不保。他们中，有的选择观望，有的试图两面讨好，有的则打定主意，趁此机会，借朝廷之力，打击一下平日不听招呼的豪强，同时为自己捞取政绩。
朝廷派出的御史队伍，很快分赴各地。这些御史多是新科进士或年轻气盛的言官，带着一腔热血和建功立业的抱负，手持皇帝诏书和内阁条例，抵达地方后，雷厉风行，设立公堂，张榜公布新政细则，接受百姓投状，调阅赋税黄册，开始艰难的清查、甄别工作。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很快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义户”与“恶户”的界限，在现实中往往模糊不清。一些豪强早已将田产分散到众多族人或奴仆名下，表面上看每户田产都不多；一些真正贫困的农户，可能因为曾向豪强借贷，田契抵押，实际已失去土地，但名义上仍是田主，需承担赋税；胥吏与豪强勾结，篡改黄册、税单，制造糊涂账，更是家常便饭。更棘手的是，地方官吏的消极怠工、暗中阻挠，豪强士绅的软抵抗（如不配合调查、威胁证人），乃至地痞流氓的骚扰，都让清查工作举步维艰。
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浙江绍兴府，一名王姓御史在核查一沈姓大户历年纳税记录时，发现其名下数千亩良田，纳税额度却与仅有几百亩的中等农户相当，明显存在隐田逃税，且历年积欠多达数千两。王御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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