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数据，显示在联合使用中药（包括安宫牛黄丸）后，部分重症神经症状患者的意识状态有改善迹象。”一位对补充医学持开放态度的美国整合医学专家说，“虽然证据等级很低，但信号值得关注。或许可以设计一个严谨的、小样本的试点研究，重点评估安全性，并探索可能的生物标志物变化。”
“问题是时间！”日内瓦的拉瓦锡女士声音疲惫而焦灼，“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患者因为神经并发症死去或留下严重残疾。开展一个符合金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从设计、审批、招募到出结果，至少需要数月！我们等不起！但贸然推广一个未经严格验证的方案，风险同样巨大，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和信任危机。”
工作组内部争执不下，无法达成共识。草案被退回，要求华夏团队提供更详尽的安全性数据、药理毒理依据，以及更“科学”的作用机制假说。
与此同时，消息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泄露，迅速在全球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发酵。标题党们抓住了最吸引眼球的元素：“东方巫术对抗致命病毒？”“针灸和草药能否拯救新冠脑炎患者？”“全球顶级专家激辩：是否该用千年古方治疗现代绝症？”
质疑、嘲讽、担忧、甚至恶意的抨击潮水般涌来。一些保守的医学团体和专栏作家公开发文，抨击世卫组织考虑“不科学的替代疗法”是“绝望下的倒退”，指责华夏医疗队“用患者做不道德的实验”。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也开始煽风点火，将科学争议扭曲为意识形态攻击，宣称这是“东方神秘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渗透”，企图转移公众对本国抗疫不力的视线。
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网，从四面八方压向伊利亚传染病中心那小小的“华夏病区”，更压向了方案的提出者——刘智。
临时指挥所里，气氛压抑。陈涛教授刚刚结束与国内指挥部和世卫的又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视频会议，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凝重。他将一沓打印出来的、来自全球各地专家和媒体的质疑文章（翻译件）放在桌上，推给刘智。
“看看吧，刘医生。你现在是风口浪尖。”陈涛的声音有些沙哑，“工作组内部意见分裂，无法形成推荐。媒体一边倒地质疑。一些国家的卫生部门甚至私下表示，如果世卫推荐或默许此类方案，他们将重新评估与我们的合作。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担心如果失败，不仅影响抗疫大局，更会影响中医药的国际声誉，甚至被贴上‘伪科学’的标签，多年难以翻身。”
刘智沉默地翻阅着那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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