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酷寒漫长。
自九月鹰嘴崖惨胜、清军各路陆续北撤回塞后，整个北直隶乃至宣大、蓟辽，都陷入了一种劫后余生般的、精疲力竭的寂静。
然而，这寂静之下，创伤深重，流民遍地，田园荒芜，各地官府忙于抚辑残破、催征钱粮以补军用，民间哀嚎之声不绝于耳。
而朝堂之上，关于战后处置、特别是对卢象升、韩阳等“主战派”将领的功过评判与未来安排的暗流，非但没有因虏骑退去而平息，反而在短暂的“褒奖”后，迅速转向了更为激烈和复杂的博弈。
卢象升凭借稳固蓟州、遣将击退阿济格偏师、并收容整编韩阳等部稳住防线的功绩，在朝野声望达到顶点。崇祯皇帝虽对其“耗费甚巨”、“与阁部议多有龃龉”有所不满，但值此危难之际，也不得不倚重其能，加封太子太保，仍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赐尚方剑，许其便宜行事。表面上看，卢象升权柄更重，似乎可以大展拳脚，整饬边备，以御虏患。
然而，以首辅杨嗣昌为首的一批官员，对卢象升的“得势”及其背后隐约成形的“主战”武将集团深感不安。
在杨嗣昌看来，去岁至今，虏骑两度大举入寇，虽未破京师，然畿辅残破，损失惨重，正说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正确性——若不集中力量剿灭流寇，恢复国力，边镇再能守，也只是被动挨打，耗空国库。
卢象升、韩阳等人虽勇，然其战法耗费无算，且易激化边衅，更可能养成骄兵悍将，尾大不掉。
因此，在朝议战后方略时，杨嗣昌一党力主“以抚为主，固守边墙，全力剿寇”，并开始暗中推动对宣大、蓟辽等地兵马的“汰弱留强”、“核实粮饷”，实则是想借整顿之名，削弱卢象升的直接兵权，特别是韩阳这种“不安分”的新兴将领的势力。
两派争执不休，崇祯皇帝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既希望边镇稳固，又担心武将坐大；既想剿灭流寇，又无力应对清军可能的再次入寇。
最终，在一系列争吵、妥协和皇帝的犹豫不决中，一道充满矛盾、也预示着更大分裂的旨意发出：命卢象升继续总督宣大等处，然“当体念朝廷艰难，用度务从节省，兵额贵在核实，毋得虚糜”；
同时，调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总督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剿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朝廷倾尽全力供给；
至于韩阳及其“靖虏营”，旨意含糊，只令其“仍听卢象升调遣，驻扎原处，勤加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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