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和茶叶，还有被商人、僧侣、使者夹带在行囊中的书籍、笔记、甚至口头传说。在撒马尔罕、布哈拉、伊斯法罕，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那些博学的波斯、阿拉伯学者，在翻译希腊、罗马、印度典籍的同时，也开始接触到这些来自东方的、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李瑾思想中强调“格物致用”、“实证观察”、“逻辑推演”的部分，与正在兴起的阿拉伯理性主义（如穆尔太齐赖派）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他对制度、法律、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思考，也吸引了那些服务于哈里发宫廷、致力于构建庞大帝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学者和官员的注意。虽然这些思想片段零散、翻译粗糙，甚至常常被误解或与本地传统混合，但它们像陌生的催化剂，悄然激发着伊斯兰黄金时代学者们更广阔的思考维度。
路径二：海路帆影载来的“异端”。 随着“天宝远征”后大唐海上力量的增强和贸易网络的扩展，更多的商船、甚至官方使团（或半官方的探险船队）抵达印度洋沿岸、波斯湾、红海，乃至东非海岸。广州、扬州、泉州的海商，在出售商品的同时，有时也会将一些书籍（尤其是医书、农书、算书、风水书等实用类）作为附赠品或好奇的“东方珍奇”，带给他们的贸易伙伴。在印度次大陆，在阿拉伯半岛的港口，在君士坦丁堡（尽管此时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战事频繁，但贸易和文化渗透从未完全停止），这些书籍虽然读者极少，却如同文明的漂流瓶，等待着被有心人拾起。李瑾思想中“务实”、“重效”、“天人相分”（相对于某些宗教思想）的倾向，为那些困于神学争论或传统桎梏的域外智者，提供了另一种看待世界、解决问题的思路。
路径三：留学僧与旅行者的见闻。 大唐的极度繁荣和开放，持续吸引着日本、新罗、渤海、吐蕃乃至更遥远地区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他们在学习佛法、儒家经典、律令制度的同时，也难免接触到那个时代大唐最先进的思想成果——其中就包括被正统儒家士人或许视为“旁门”、但在实际事务中影响巨大的“文正公之学”。虽然李瑾的著作并非官方规定的留学必修课，但其对日本律令制改革的后续影响、对新罗“执事省”等机构设置的参考，都隐约可辨。一些留学僧回国后撰写的游记、见闻录（如《大唐见闻记》一类，虽多散佚），其中关于大唐高效行政、繁荣市井、精巧技术的描述，也间接传播了孕育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土壤。而少数更具好奇心和批判精神的旅行者（如来自更遥远地区的景教徒、摩尼教徒），则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连同那些“异教智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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