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文明昌盛，自有主体，若能取其技艺之精，化其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化，则善莫大焉。”
李瑾则对建立“异域文献馆”一事投入了更多热情。他亲自过问馆址、人员选拔，要求不仅翻译景教僧侣带来的知识，还要广泛收集、整理通过丝绸之路、海上贸易传来的各方书籍、图表、技艺。他认为，这才是此次法兰克使团到来，带来的最大长远价值——开启一扇持续观察、学习外部世界的窗口。
景教，这颗来自遥远西方的宗教种子，就这样在大唐帝国严格限定的土壤中，被小心翼翼地种下了。它能否发芽、生长，能长成何种模样，既取决于它自身的适应与调整，更取决于这片古老土地主人的意志与智慧。而这一事件本身，已经深刻地表明，永昌年间的大唐（周），在经历了内部剧烈的变革与整合后，正以一种更为复杂、自信而又审慎的心态，面对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信仰的维度上，悄然拉开了序幕。而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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