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其用之于民、用之于国。其一，可令大寺观仿效‘悲田坊’、‘养病坊’，开设义舍、义学、义冢，赈济孤寡，收教贫童，安置无主尸骸。其二，可鼓励寺观出资，修缮道路、桥梁、水利，造福乡里。其三，僧道中通医术者，可组织巡诊施药；通文墨者，可于乡间教导蒙童识字。其四，可仿效前朝‘僧祇粟’、‘寺库’ 旧制，但需变革。今后寺观若行借贷，需报官府备案，年息不得超过两成，且不得利滚利，不得以田宅人口为质，只可质押动产。凡有违背，以‘坐赃’、‘盘剥细民’论处。其碾硙、店铺、车坊等营生，需与民户一般，向官府纳税，取消其免税特权。朝廷可从中抽取部分，设立‘福田使’（或类似官职），专门督导、稽查寺观‘导善’之事，并以此作为考核寺观主持、给予赏赐或惩处的依据。此谓‘导’与‘纳轨’。”
“其四，立法度，设专司。此为长久之制。请将上述诸策，详加斟酌，形成《寺院道观管理条贯》，颁行天下，使有法可依。同时，于鸿胪寺下专设‘僧道司’，或提升现有相关机构职权，专司天下僧道籍簿、度牒发放、田产监察、违法纠劾、及引导‘导善’事宜。地方州县，亦需有相应官吏负责。将僧道事务，正式、系统地纳入朝廷官僚管理体系，改变以往多头管理、实则放任之弊。此谓‘法’。”
李瑾的策略，环环相扣，既有限制打击，也有疏导利用，更有制度建设。他特别强调“渐进”和“依法”，避免重蹈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那样简单粗暴、易引发强烈反弹的覆辙。他给寺院留下了生存空间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划定了明确的红线，并试图将其经济活动和部分社会功能，引导到对朝廷和民生有利的轨道上来。
殿内一片寂静，众人都在消化这系统而大胆的方案。御史大夫首先开口：“李相此策，思虑周详。然清丈田产，触动利益广布，恐州县胥吏，与地方豪强、寺院勾结，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更有甚者，或激生民变，如北魏沙门法庆之乱，不可不防。”
户部尚书韦陟则关心实际：“清出田产，分与贫民、府兵，自是良法。然赎买之资，所费不赀，国库虽因海贸稍裕，然水师营造、边军赏赉、河工水利，在在需钱，恐难全数支应。且寺观纳税，如何核定？其营生多隐秘，恐难以实报。”
崔知温则从另一角度质疑：“李相所言‘导善’，固然是好。然出家人本应清静修行，不问俗务。今令其办学、修路、行医，岂非强令方外之人，行俗世之政？混淆僧俗，恐非佛道本意，亦易生弊端。且‘僧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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