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礼记》的贾公彦，博通五经的孔颖达后人（虽孔颖达已去世，但其学派影响仍在）等。甚至，对那位曾以“牝鸡司晨”为由上书反对她封禅亚献的老臣郝处俊，也给予了表面上的礼遇，未加罪责，只是“体谅”其年高，未强征其入京，但此举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集贤殿内，典籍如山，墨香四溢。来自各地的鸿儒、学士、校书郎济济一堂，每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中，考据、辩难、商榷、撰述。表面上，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学术盛事，是对先贤经典的“正本清源”。但暗地里，一股无形的导向力量，在许敬宗和北门学士们的巧妙运作下，弥漫在殿宇之间。
“诸位，陛下有旨，此番重注经典，贵在‘通达时变，明体达用’。” 许敬宗在首次集议时，便定下了基调，“圣人之言，微言大义，然时移世易，若拘泥章句，不解其精神实质，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反失圣人本意。如今天下升平，陛下圣明，天后贤德，共理阴阳，此乃千古未有之盛事。吾辈学人，当领会圣人之‘仁政’、‘民本’之要义，为当世治国理政，提供镜鉴。”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具体的研究和注释方向引导上，意图逐渐清晰。重点被放在了那些涉及“夫妇之道”、“阴阳和合”、“母仪天下”、“贤内助”等主题的经典篇章上。
对《诗经》，他们着力挖掘和颂扬那些赞美“后妃之德”、“贤明内助”的诗篇，如《关雎》被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强调后妃“辅佐君子”的重要性；《葛覃》被引申为后妃“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以示勤俭德政；甚至《卷耳》也被解释为后妃“志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而非简单的思夫之作。而对那些可能被解读为“女祸”的诗篇，如涉及褒姒、妲己的，则淡化处理，或解释为“君王失德，非女子之罪”，重点批判昏君，为“红颜祸水”论脱敏。
对《尚书》，除了继续弱化“牝鸡司晨”的负面解读（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而非普遍规律），更重点阐发《尧典》、《舜典》中关于尧舜禅让、选贤与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执政的关键，而非性别。同时，大书特书《尚书》中关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将其与当下“二圣”的“仁政”联系起来。
对《礼记》，尤其是《内则》、《昏义》等篇，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传统解释强调“男尊女卑”、“妇人从人”，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妇德”、“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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