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詹姆斯·克莱尔于二〇一一年二月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他走得很安详。
他让我告诉您：那枚徽章，就留给您了。您知道该怎么做。
他还说，他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了林卫国。
珍重。
艾米丽·克莱尔”
卡里姆读完信，把信折好，和那些徽章放在一起。
詹姆斯也走了。
那个在顺化和林卫国一起拍照的人，那个在柬埔寨见证红色高棉的人，那个在白沙瓦给他徽章的人，走了。
他拿出那枚詹姆斯的徽章——托马斯·克莱尔的，威廉·克莱尔的，一百多年前索菲、弗兰克、阿尔弗雷德他们戴过的。他把它握在手心里，很凉，但很重。
“威廉，托马斯，詹姆斯，”他轻声说，“你们都回家吧。”
十八
二〇一一年，叙利亚开始动荡。
卡里姆看着新闻，知道又要打仗了。阿萨德不会轻易放手，反对派不会轻易投降，那些躲在背后的势力不会轻易罢休。叙利亚会变成另一个伊拉克，甚至更惨。
林晚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些画面。
“卡里姆，”她说，“我们要去吗？”
卡里姆沉默了很久。
“去，”他说，“有人死去的地方，就有人需要被记住。”
林晚点点头。
他们开始收拾行李。
阿米尔也来了，脖子上挂着那台莱卡。
“我也去。”他说。
卡里姆看着他，想起了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着梅上战场的时候。
“好，”他说，“一起拍。”
十九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卡里姆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林墨卿的笔记本，林慕青的照片，林晚的信，林卫国的底片，梅的日记，还有那些徽章——索菲的，弗兰克的，阿尔弗雷德的，威廉的，托马斯的，詹姆斯的，林卫国的，梅的。
九枚徽章，九个人，一百四十多年的记忆。
他把它们一个一个排好，让那些镂空的镜头对着窗外。
“太爷爷们，”他轻声说，“我要去叙利亚了。那里也有很多人会死。我会替你们记住他们。”
窗外，月亮很亮。
月光照在那些徽章上，镂空的镜头里，映出星星点点的光。
像那些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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