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璟如今对《大汉律》极为熟稔，他抽时间专门读过，其中的大多条款，他甚至都能背诵。
他知道，大汉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封建宗法制度和社会等级结构：
第一就是身份决定权利：法律将社会成员划分为“良”与“贱”，奴婢属于“贱籍”，不具备独立的诉讼权利。
他们被视为家族内部的附属成员，其控告被视为破坏“家法”的行为。
第二则是防止“以下犯上”引发社会动荡：当权者担心一旦允许奴告主，会动摇尊卑秩序，导致“纲常紊乱”。
因此通过重罚形成威慑，确保主仆关系的绝对稳定。
第三此举也与藩王、官僚特权相呼应：类似逻辑也适用于政治领域。
例如，言官弹劾藩王若被皇帝视为“离间亲亲”，也可能被治罪；百姓揭发藩王甚至要先被处死。
可见，“上位者不可轻告”是贯穿大汉朝司法的一条隐性原则。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比如极重之罪可破例，尽管制度严苛，但在极端情况下仍存在突破可能。
若主子犯有谋反、叛逆、大逆等危及皇权的重罪，奴才可依法控告，且不在此限。
到了如今的大汉，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和藩王权力削弱，部分地方官员开始受理针对权贵的控诉，但普通奴婢告主仍极为罕见。
当然不是说奴才告主，主子就一点危害性没有。
只是奴才不能自己去告发而已。
若是奴才将主子的犯罪事实告知旁人，由旁人去告，那就没问题。
尤其是让官府或是政敌掌握了犯罪证据，那更是顷刻大祸临头。
“当然，本侯所言军法治家，绝不是一句空谈。主子自身持身守正，才能要求奴才遵纪守法。”
“所谓上行下效就是此理，绝没有当主子的就能罔顾国法纲纪的道理，这也是为了家族的长久兴旺！”
“你对着本侯举告，倒也不算是以奴告主，只能算家族里向主子检举府上阴私之事。”
“但此事毕竟涉及到主子的名声，你想好了再说，若是举告属实，本侯就不罚你以奴告主的罪过！”
“若是胡言乱语、诬告主子，那就直接阖家杖毙，绝不容情！”
贾璟声音饱含肃杀之意。
“这不妥吧……璟哥儿，这些事还是咱们自家人关起门来商量，不宜让旁人知道！”
贾母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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