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起准备以此为由，对兵部相关官员和军器局动手时，郑怀仁和钱安良的反击，或者说，断尾求生的动作，开始了。
他们也察觉到了监理司的矛头开始指向军械领域，更知道此事比河工贪墨更加敏感，一旦坐实，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弃卒保车”大戏迅速上演。
就在杨博起准备将调查结果上奏的前一天，兵部武库司的一名主事和军器局的一名大匠头，突然“主动”到顺天府“投案自首”，声称在军械制造中“因技艺不精、监管不力”，导致部分军械质量“偶有瑕疵”，愿意承担一切罪责。
他们呈上了“详细”的“罪证”，承认在采购铁料、招募工匠和检验成品等环节存在“疏忽”，并“供出”了几个已经被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小吏和匠头作为“同伙”。
紧接着，郑怀仁、钱安良一派的御史言官开始鼓噪，上疏弹劾兵部武库司、军器局“管理不善”、“匠人懈怠”，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以儆效尤。
不仅如此，他们话锋一转，开始“赞扬”监理司“明察秋毫”、“揪出蠹虫”，但又称“此系个别匠吏贪利忘义，与部堂高官无涉”，试图将大事化小，将系统性腐败定性为“个别技术事故”和“基层管理问题”，将郑怀仁、钱安良等高层彻底摘出去。
朝会上，郑怀仁亲自出列，一脸“痛心疾首”地自责，说自己“御下不严”、“有负圣恩”，请求皇帝和太后责罚，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彻底整顿”军器局，严惩涉案人员，确保今后军械质量。
这一手“丢卒保车”玩得极为娴熟。
两个“自首”的替罪羊级别不高不低，正好顶罪；将责任推给“技艺不精”、“监管不力”，掩盖了制度性贪腐；主动“认错”并请求“整顿”，堵住了要求深入追查的嘴。若是一般官员，或许就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但杨博起岂是易与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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