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机点燃，灰烬捻碎在烟灰缸里。
赵振国的意思很明白：任务收尾，但必须带家人撤离港岛，名义是祭祖，实则脱身。
至于那批货，已由范德米尔律师完成最后清关拆分，三路分别进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安特卫普的后续仓库，再经不同渠道流转，最终汇入龙果。
他结了账，推门而出。布达佩斯的初冬干冷，多瑙河上浮着薄雾，链子桥的钢索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他步行到河畔一座公共电话亭，投币拨了港岛家里的号码。
九十年代初的国际长途杂音大，妻子的声音穿过几千公里，带着些微沙哑：“喂？”
他说：“下周回来。我们要带孩子回老家一趟。”
电话那头静了两三秒，妻子应了一声：“好，我准备。”
她对他做的事有所察觉，但父亲没有公开反对，她便一直装作不知。
挂了电话走出亭子，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正蹲在不远处喂鸽子，面包撕得极碎，眼神却不在鸽群上，那道目光在他后背停了足足两秒。
黄罗拔心里一紧，但没有加速，也没回头，只沿着河岸不紧不慢地走。
过了三座桥，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又坐两站电车，闪进一条小巷，从另一侧出口离开。
他怀疑那人是盯上安德森的背后势力派来的，无法确认，只能加倍提防。
当晚他住进一家青年旅社，用第二本护照登记了“王建平”的名字，身份是港岛纺织品商人。
翌日一早，乘火车经布拉格到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飞回港岛。
机舱里烟雾缭绕，他被夹在两个德国商人中间，呛得发闷，却全程没有摘下墨镜。候机时他仔细扫过四周，没发现尾巴。
但心里清楚：若韩凯丽真是那个泄密者，她背后的组织绝不会只盯他一个人，安德森、赵哥，恐怕都在名单上。
飞机降在启德机场时，港岛上空飘着细密的雨。
黄罗拔拎着旅行袋走出到达大厅，一眼看见妻子站在接机人群里，穿浅灰色风衣，头发盘在脑后，神色从容。
女儿婉婷站在她身旁，十三岁，个子快赶上母亲，正踮脚朝出口张望。
他走过去，婉婷先看见他，脆生生喊了声“爸”。
他搂了搂女儿肩膀，冲妻子点点头，轻声说：“走吧，回家再说。”
出租车驶离机场，空气里混着海风和叉烧的甜腻，熟悉的味道让他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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