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大薯条、一杯热咖啡，靠窗坐下。薯条一根一根蘸着番茄酱，吃得很慢，眼睛始终盯着玻璃窗外的街道。
玻璃上凝结水雾，他用手指划出一道缝隙对准街角反光镜。四十五分钟，那包薯条被他吃出了考古发掘的耐心。
没有人跟出来，街上没有停留车辆，对面便利店门口的流浪汉连姿势都没变过。
但他回到旅馆后没有坐电梯，走楼梯上楼，脚步轻得像猫。反锁房门，拉上窗帘，从床垫下摸出备用手机，用旅馆前台那部投币电话拨了赵振国留下的紧急号码。
电话只响一声就接起。那一端静得能听见电流嗡嗡声。
他对着话筒说：“港口有飞虫。”停顿两秒，“疑似闻到了旧货味。”
旧货指那批货，飞虫指有人盯上来了。
挂断后他把听筒在掌心握了五秒钟，才搁回去。上楼坐在床边，台灯拧到最暗，灯光缩成一小团光晕。
他重新梳理操作链条：三个账户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卢森堡、苏黎世，户名不同；两间仓库钥匙分开放；律师范德米尔；三份公司注册证挂靠空壳公司，分别在库拉索、爱尔兰、塞浦路斯。
全部五天完成，没有留下可追溯间隙，至少他希望没有。
他用铅笔在“新罗西斯克”上画圈，外围又画三个问号，钩子戳破纸面。
赵振国当晚回电，“转移日程。”
所有操作提速，原定两周的清关压缩到七十二小时，完成后立刻撤出鹿特丹，路线经维也纳、布拉格，最后在布达佩斯换身份文件。
黄罗拔一夜没睡。他坐在床边，拿出旅馆廉价信纸，写三封授权信给律师和两家银行，标准格式，签名处留白，出发前再签。
装信封，封口，贴邮票。凌晨四点半，天还黑着，他步行到港区那个二十四小时邮筒，三封信落入筒底发出闷响，在空荡街道上几乎没有回声。
天蒙蒙亮时退房。前台棕发姑娘问他住得怎么样，他说很好，运河上的海鸥叫得早。
姑娘笑了，递名片说下次打八折。
他接过来，出门二十步后拇指一捻，名片旋进垃圾桶，蓝颜色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他买了去维也纳的火车票。
夜班车厢人不多，靠窗座位，旅行袋垫在脑后。袋里只有两套衣物、一本护照、一副备用眼镜、三千欧元，其余钱已分汇开曼、香港、摩纳哥。火车摇摇晃晃驶出鹿特丹中央车站，信号灯红红绿绿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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