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把这页纸读了三遍，拿起笔，在回函上写道：
“安德森，告诉他：我同意见面。但时间和地点，由我来定。请他稍安勿躁。”
他需要掌握主动权。
宋婉清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安安和康康是早产儿，隔三岔五就要去医院复查。
棠棠期中考试考了班里第三名，回来撅着嘴说“下次要考第一”。这些事情比见一个神秘人重要得多，或者说，正因为有这些事在心里压着，他才更要去见那个人。
他需要知道，那把悬在头顶的刀，究竟是敌是友，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更重要的是，他要观察，这个人会不会沉不住气。如果他是真的想合作，三个月他会等。
二月初，安德森再次发来加密传真。
“主人，那个人收到了您的回复。他说：‘可以等。但请转告你的主人，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三个月是我能接受的极限。如果三个月后他改变主意，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他。那种方式，大家都不舒服。’”
赵振国读完这段话，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不是威胁，是陈述。一个有能力截住安德森叛徒的人，当然有能力用“不舒服”的方式找到他。
双胞胎半岁了。安安已经会翻身了，康康还差一点。宋婉清说康康懒，棠棠说康康是在思考。
赵振国抱着康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康康的小手攥着他的食指，呼吸均匀而安静。他把康康轻轻放进婴儿车，走到书房，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
“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前门西大街老舍茶馆。”
他给安德森发了加密传真，然后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
还有十二天。
——
三月二十日，京城，前门西大街。
赵振国下午一点半就到了。他没有直接进茶馆，先在街对面的邮电局里待了二十分钟，透过玻璃窗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天阴天，偶尔飘几滴雨星，风从长安街方向灌过来，带着早春的凉意。
前门西大街上的行人不多，几个等公交车的老人缩着脖子站在站牌下，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推着三轮车慢慢经过。
一点五十分，赵振国走进老舍茶馆。他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棉夹克，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京城晚报》。
迎宾小姐穿着红色旗袍，笑容恰到好处。他上了二楼，选了一个靠南边的位置，背靠墙壁，面朝楼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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