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建议是采用「计牛输谷，佃科以定」的方针，即按照每户的生产力和实际收成来制订合适的税率。
枣祗坚持认为「计牛输谷」是错误的。
他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采取「计牛输谷」，则丰收之年不能加税，遇到灾害还得免税，不便於政府收缴赋税。
而荀或等人则认为采取枣祗的建议固然方便政府收税，但这样对於屯田者则是非常不好，会让他们遭到的盘剥太重，不利於长久。
很显然，采用枣祗的「分田之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极限压榨百姓而获得大量粮食，但这势必造成百姓缺粮少食，而且不可能因此恢复经济民生。
说白了，就是盘剥太重，农民没法儿自然再生产。
而荀或等人的策略更为传统，虽然短期内无法收缴大批军粮以满足曹操的战争需求，但却可以快速恢复曹操治下的农业生产，从根子上恢复正常的小农经济生产秩序。
枣祗利在当下，短视於未来，而荀或则放眼於长远，对於当下则不甚有效。
曹操限於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的需求，选择支持枣祗，采取了分田之术。
於是「是岁乃募民屯田於许下，得谷百万斛」，然後「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当年就得到了百万解谷物，数年之後，仓储丰满，曹军基本解决了前期经常会遇到的饿肚子的问题。
那麽，代价呢？
代价就是屯田客遭受重大盘剥，不可能安於此道，必生异心。
於是从建安初年开始，就不断有屯田客逃亡、作乱，只是一直不能上规模，且曹操政权的强力镇压很有效果物理除贼，效果显着。
然而，这未曾变更的屯田制度决然是恶政，严重损害庶民利益，使得庶民对此极为不满。
建安十八年，曹操南征孙权，在濡须和孙权相持不下，感叹难以攻破江东的铁壁防御，担心孙权终究会打过长江来，於是决定内迁沿江民众。
消息传出，把当地人给吓坏了—「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几万户、数十万人被曹操的内迁令吓得连夜奔逃，东渡长江投靠孙权去了，江淮之地从此变得空虚。
孙权治下的东吴政权大族林立、争相兼并土地，自耕农往往沦为佃户，生活困苦。
一江之隔也瞒不住这些消息。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选择了孙权，逃去了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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