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全都在我签字以后向前走。
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懂他们，因为每年新年会向他们鞠躬，会在夏季慰问时多发一箱啤酒，也会在有人受伤以后让秘书送去果篮。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断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张工伤单送进办公室以后，可以被人变成多少种说法。
操作不当、未按流程、个人疏忽、临时雇员责任自负。
每一种说法都写得通顺，也都有表格可以证明。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只要选中其中一种，坂本一家接下来三个月吃什么，便跟着变了。
我过去大概也签过这样的东西。
我记不起来了。
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努力回想，脑子里出现的却只有总额、比例和月底的损耗率。
我记得大阪工厂每个月人工成本是多少，记得加班费上涨会少掉多少利润，却想不起那些数字后面有没有谁断过手指。
我开始不太敢骂皋月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她。
我只是偶尔会想到，那份合同摆到我面前时，修一问过产能，皋月问过违约金。
我当时觉得他们胆小，觉得真正做生意的人必须敢赌。
如果那张纸决定的只是我的房子和车，我或许还能继续这样想。
可那家工厂停下以后，几百个人同时失去了工资。
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也住进过南千住这样的地方。
……
工地结束是在第二年春天。
最后一笔工资发下来时，债权管理会社先拿走了大半。负责扣款的人告诉我，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好了，在品川的一座仓库，夜班，工资比工地少一点，但可以长期做。
我问他，为什么替我找工作。
他说债主当然希望我活着，死人不会还钱。
这句话很合理。
于是我去了品川。
仓库里堆着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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