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舟把车停在巷口的时候，林微言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多停留了几秒。
不是犹豫，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停顿——人在即将面对重要事物时，身体总比意识先做出反应。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是一双常年翻案卷的手。此刻那双手从方向盘上滑下来，落在腿侧，指尖微微蜷了一下。
“我爸最近身体恢复得不错。”沈砚舟说，语气像是在陈述某个案子的客观事实，“上个月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现在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会给我发微信问今晚想吃什么。”
林微言听着，没有打断。她发现沈砚舟说到父亲时，声音里有一种很淡的、不易察觉的松弛。这种松弛在他身上很少见——他在法庭上从不松弛，在谈判桌上从不松弛，甚至在面对她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紧绷。
“他问了你很多次。”沈砚舟转过头看她，车窗外的路灯在他眼睛里落了一层柔和的光，“问我什么时候带你去家里坐坐。”
林微言垂下眼。她和沈砚舟复合的这段时间，沈父始终是一个没有被正式触碰的话题。不是不想见，而是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去见。五年前她是沈砚舟的女朋友，沈父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一次是在书脊巷的旧书店里。那时候的沈父还在病中，面色苍白，但笑容很暖，拉着她的手说小沈能找到你是他的福气。
后来沈砚舟提了分手。
她没有再见过沈父。不是不想见，是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没关系，都过去了”？可明明没有过去。说“我恨你儿子”？可她恨不起来。五年里她反复咀嚼那个分手的场景，每一遍都尝到不同的味道——最初是愤怒，后来是困惑，再后来是一种灰蒙蒙的麻木，像梅雨季晾不干的衣服，不算湿，但始终带着潮气。
直到顾晓曼把那些证据摆在她面前。病历、协议、银行流水、沈砚舟和顾氏集团的往来邮件，每一封邮件的发送时间都是凌晨两三点，措辞克制而疲惫，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她一封一封看完，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手指冰凉，眼睛干涩，想哭却哭不出来。不是因为不感动，而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她怨恨了五年的那个人，那个在她心里被反复审判了无数次的人，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
她以为他不辩解是因为心虚。
原来他不辩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算让别人替他承担那些东西。哪怕是她的误解，他也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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