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正式的、有特权的联合贸易公司。
威廉被推举为联络人之一，负责游说荷兰省议会。理由很充分：他年纪大，有威望，在莱顿围城中证明过忠诚，在金融界有信誉，而且——卢卡斯笑着说——“您看起来最不像革命者，这让官员们放心。”
游说过程比威廉预想的复杂。
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莱顿的牧师们在讲道中警告“对财富的贪婪会腐蚀灵魂”；一些小城商人担心阿姆斯特丹会垄断贸易；甚至省议会内部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国家应该直接控制远洋贸易，像葡萄牙那样；有人认为风险太大，不如专注于欧洲附近的稳妥生意。
威廉的策略是数据和耐心。
他委托大学里的数学家计算风险模型；请从东方回来的传教士（是的，即使在新教地区，仍有冒险的传教士）提供地理和商品信息；甚至秘密联系了几个对葡萄牙统治不满的亚洲本地商人代表，了解市场实情。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风险分散。
“假设一百个商人各出三千盾，总额三十万。”威廉在省议会听证会上解释，“如果船队损失，每人亏三千。但如果有人独自出资三十万，一次失败就可能破产。分散投资降低了个人风险，同时聚集了足够资本做大事。”
一个议员质疑：“但如果公司权力太大，会不会变成国中之国？”
“所以需要议会的监管。”威廉早有准备，“特许状由议会颁发，规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利润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公司在海外代表共和国，但重大决策需向议会报告。”
“有点像……有限责任公司？”另一个懂商业的议员若有所思。
“正是。”威廉点头，“个人投资者责任有限，最多损失投资额。这鼓励更多人参与。想象一下，不仅富商，连普通市民、工匠、寡妇，都可以买一点股份，参与国家的商业扩张。”
这个愿景打动了许多人。一个让普通市民也能分享海外财富的国家项目——这听起来既爱国，又有商业前景。
1595年春天，霍特曼的船队终于出发了。四条船，二百四十九人，带着联合省议会的祝福和几十个投资者的期盼。威廉投了五千盾，不是最多的，但足够让他密切关注。
船队离港那天，威廉站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防波堤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彼得站在他身边，卢卡斯和安娜也在——他们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小威廉。
“您觉得他们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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